易会满2018年资本市场观点全汇总(附实录)

  近两年,易会满在公开场合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资本金融市场的见解,并提出建议。2017年易会满指出,治理金融乱象,首要的是建立一张金融业的超级资产负债表,以反映金融业整体运行和风险。该建议引起了业内的广泛讨论。2018年易会满指出,当前治理金融乱象,需要的正是固本清源和攻坚克难,而重要抓手和有效切入点之一,就是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支付管理。

  “整个中国银行业的经营情况,在全球来看都比较好,我们做董事长的,也非常关注每一年、每一个季度的经营指标。”

  “我建议,需要客观、理性地看待银行业,更需要用战略的、宏观的思维来看待银行业,还需要善于把握银行业的发展趋势与规律。”

  第一,要全面客观地判断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跟发展预期,“尽管有挑战,但中国经济在全球增长势头最快之一的大趋势不会变”。

  第二,要全面判断金融科技对实体金融的影响。“我觉得,市场对这一点反映的不是很客观。”易会满说,不可能谁替代谁,也不可能你死我活。总体经过这五年时间的发展,现在的情况是各有定位,优势互补,是通过合作来共同推动金融业的创新发展,因为不管何种形态,尊重金融规律是硬道理,违反规律肯定受到惩罚。

  第三,要全面客观判断资本及资产质量、净息差等商业银行经营的核心要素,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善于分析核心竞争力的构成要素。“我们还要善于发现中国银行业经营环境的特有优势,实际上大家比较一下全球银行业,中国银行业的外部环境比世界上很多国家要好得多。”

  易会满认为,当今世界正经历新一轮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面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奉行互为共赢的开放战略,持续放开市场准入,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中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他分析称,一方面,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金融市场改革不断深化,金融乱象治理取得了积极成果,将从多个维度重构金融生态环境。13亿的内需市场和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将产生丰富的金融需求,将为银行创新发展提供广泛的空间。

  另一方面,中国目前面临着“成长的烦恼”和“前进中的问题”:一是国际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加剧,给银行经营带来更多风险;二是实体经济运行困难增多,区域、企业分化趋势加深,有可能向金融领域传导,这需要经历一个艰难的阵痛期;三是金融科技发展带来创新动力的同时,也对银行传统经营理念服务模式带来了挑战;四是全球银行业金融强监管周期,中资银行走出去面临更大的合规压力与挑战。

  对此,就未来银行业的发展,易会满从五个方面做了思考,他认为,一是要坚持服务本源,以金融的力量助推贸易投资自由化跟便利化;二是要进一步加快创新领跑,以科技变革推动银行再造;三是要坚持转型升级,加快由资产持有大行向资产管理大行转变;四是要坚持风险管控为基,全面加强合规与风险管理;五是要激发金融全要素的活力与效率。

  易会满在11月2日的一场金融峰会上指出,商业银行应当加强信息共享,防范过度融资,优化市场风险预警体系,共同塑造稳定区域金融环境。

  易会满在参加民营企业座谈会的在会后感言道:“六条措施,每一条措施我觉得都非常实在,那么总书记在这六条措施里面第二条是,提出如何进一步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里面的措施我觉得非常具体,任务也非常明确。”

  2018年9月26日,易会满在“工银普惠行”主题活动启动会谈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他指出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一个复杂、多元、综合的问题。既有宏观经济因素,也有微观运行问题;既有总量因素,更有结构性矛盾;既有长期和共性因素,又有阶段性和个体特征。需要全面分析,综合施策,持续发力。

  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工商银行“工银普惠行”主题活动启动会,与我们共同见证这一富有意义的时刻。首先,我谨代表工商银行,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诚挚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我们这次启动会也将通过视频形式直接开至地市分行,动员全行分支机构上下同行,掀起声势,广泛开展小微金融“三联动”(联动政府部门、联动行业协会商会、联动融资性担保机构)、“三走进”(进园区、进专业市场、进核心企业)活动。

  当前,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普惠金融发展,社会各界也广泛关注和热议普惠金融尤其是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商银行名字中就带着“工”和“商”,是依靠工商信贷起家的,始终与小微企业风雨同舟、携手共进。上周,我专门带队到小微企业比较集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浙江杭州、绍兴进行实地调研走访,通过与当地政府、监管机构、企业家们面对面交流,问计企业家、问计地方政府,共促普惠金融发展。这次我们接力启动“工银普惠行”,就是希望在推出全新小微金融产品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聚合更多力量共建普惠金融生态圈,以新理念、新技术、新金融,更好地助力普惠、服务小微。这里,我想结合工商银行的经营实践,就普惠金融怎么看、怎么做的问题,与大家分享几个观点。

  小微活、就业旺、经济兴。小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细胞,具有“五六七八九”的典型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左右的技术创新、80%的就业岗位、90%以上的企业数量。因此,小微企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增加、激发创新活力的重要源泉和引擎。支持好、发展好小微企业,不仅是应对当前经济挑战,实现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解决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对商业银行而言,发展普惠金融既是大局和责任,也是市场和机遇;既是服务本源的体现,也是战略转型的方向。一方面,随着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的完善,大企业、大客户会更多转向直接融资,金融脱媒趋势日益显现。只有布局和深耕小微金融,商业银行才能稳固客户基础,培育发展新动能。另一方面,在国家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蔚然成风的形势下,小微企业发展进入“快车道”,不仅分布广泛,数量众多,而且经营活跃,需求旺盛,是银行市场拓展的新蓝海。至2017年末,全国小微企业法人约2800万户,个体工商户超过6500万户。今年上半年每天新注册市场主体5.52万户。因此,普惠金融不可不为,更大有可为;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实做深做细的问题。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一个复杂、多元、综合的问题。既有宏观经济因素,也有微观运行问题;既有总量因素,更有结构性矛盾;既有长期和共性因素,又有阶段性和个体特征。需要全面分析,综合施策,持续发力。

  (一)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背后有深刻规律和复杂原因,应对症施策。从企业需求端来看,相对于大中型企业,小微企业大多处于产业链的末端,资产规模较小,治理结构不够完善,财务管理不够规范,抗风险能力较弱。再加上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尚不完善,部分区域信用生态环境不够理想,客观上也缩窄了银行的可选择余地。从我们调研情况来看,存在融资缺口的小微企业中,有一定比例的企业营业收入下滑或盈利下降。小微企业融资难,因企业而异,因区域而异,主要表现为经营困难的小微企业融资难,金融生态较差的地方小微企业融资难。从金融供给端来看,部分商业银行有垒大户、吃快餐的发展惯性和路径依赖,习惯“做大”的信贷作业和服务模式与小微企业需求不相适应,普惠经营能力不足。一些基层机构和从业人员由于前些年小微贷款不良率上升较快,受到问责的比例较大,客观存在“恐贷症”“惧贷症”,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再加上当前融资渠道和金融资源配置过度分散化,一些所谓的新金融、类金融机构追求高风险高收益,在看似缓解“融资难”的同时加剧了“融资贵”问题。从调查情况看,大型银行小微贷款平均利率在5%-6%之间;各种新金融、类金融机构普遍在15%以上,而民间借贷一般在20%以上,中小银行介于大银行和他们之间。小微企业融资贵,因渠道而异,主要体现为非银行类机构和部分中小银行融资价格过高。因此,只有对小微企业融资真正难在哪里、贵在哪里,心中有数,才能应对有方,施策有效。

  (二)小微企业需要的是全流程、全产品、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当前各方对小微金融的关注焦点集中在融资层面,但实际上,根据小微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与资金周转的具体特征,根据其所处的初创、成长与成熟壮大等不同的生命阶段,其金融需求也存在明显差异,需要短期与长期、信用与抵质押、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多元化融资支持,需要包括开户、结算、融资、投资等在内的全链条金融服务。小微金融发展既要勇于创新突破,善于运用各种新技术新手段,又要脚踏实地,不忘初心,真正立足小微企业需求,扎扎实实做好基础服务,不盲目追逐“潮流”,不寄希望于“一招鲜吃遍天”。

  (三)普惠金融必须立足于商业可持续原则。普惠金融难,难在商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点也在商业可持续。不解决这个痛点和难点,普惠金融做不大,也难做久。小微贷款最大的成本是风险成本,目前小微贷款不良率平均为2.75%,比大型企业高1.7个百分点,单户授信500万以下的小微贷款不良率更高,银行获得的收益较难覆盖风险。因此,发展普惠金融的核心是要提升风险管控能力,这才是商业银行应该具备的专业优势和看家本领,这才是最大的商业可持续。

  2018中国银行业发展论坛上,易会满发表主题演讲。他指出,当前治理金融乱象,需要的正是固本清源和攻坚克难,而重要抓手和有效切入点之一,就是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支付管理。

  我认为,当前治理金融乱象,需要的正是固本清源和攻坚克难,而重要抓手和有效切入点之一,就是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支付管理。

  支付是一种古老的经济活动,从以物易物到货币交易再到非现金支付,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商业形态每一次大的变迁,都会在支付这个最基础的领域体现出来。

  近年来,伴随着金融科技的兴起,我国支付产业进入创新变革、快速发展的兴盛期。尤其是移动支付异军突起,成为主体最多元、创新最活跃、产品最丰富的领域,不仅推动了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的创造,而且在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交易便利性、提升经济社会运行效率、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

  2017年,全国共办理非现金支付业务1609亿笔、金额3760万亿元,近三年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达到37%和27%;办理移动支付业务2762亿笔、金额307万亿元,近三年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达到140%和115%;我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接近9亿人。今年一季度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交易额突破40万亿元大关。总的看,我国支付行业已成为全球最活跃的区域支付力量,在支付便捷性、普及率及创新动能上走在了世界前列。

  除了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迅速发展之外,在这场支付变革乃至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浪潮中,商业银行不会缺席也从未缺席。以工商银行为例,我们以开放进取的心态拥抱互联网,坚持以金融为本、创新为魂、互联为器,在前几年较早布局互联网金融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并实施了e-ICBC 3.0智慧银行战略,以金融科技思维重塑经营逻辑、业务流程、服务体系、管理模式和IT架构,为双创时代和普惠发展带来新的金融推动力量。在支付领域,我们立足移动化、场景化、便捷化,积极打造云闪付、工银e支付、e生活、e缴费等新平台新生态。去年全年通过网络实现的支付结算总额达到568万亿元,目前线上支付已占我行支付总量的98%。

  金融是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外部性。因此,目前世界各国对金融都实行持牌经营,而且对其实施最严格的监管。如果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那支付系统就是金融的血管,正常的支付活动是保证经济血脉畅通的关键。但当前,社会各界对支付的本质重视不够、研究不够、投入不够。没有充分认识到,支付是最核心的金融基础设施,是金融之基、民生之需、稳定之本,是一个完整金融链条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支付联结着资金和信息,联结着信用和投资,关系着每个人和每个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关系着整个经济金融的效率与稳定。可谓“小支付、大金融”,“微领域、大影响”。我认为,不管技术手段怎么创新,不管模式生态怎么变化,支付的本质和逻辑没有变,支付的地位和作用也不会变。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支付就是金融活动的一个源头。如果管控有力、创新得当,就会造福经济社会;如果源头泛滥,脱离河道,脱离金融本质和规律,就会带来危害。如同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当前支付产业在迅猛发展的同时,市场上也出现了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状况,潜藏着不容忽视的现实风险。

  不容讳言,梳理这几年来出现的金融乱象,一方面是由于资管与同业业务等过度创新带来的,另一方面则是伴随着支付机构的多元和互联网金融突进带来的。在监管理念、监管环境、监管技术与创新不能同步时,风险就如影随形地产生了。特别是一些支付机构以支付之名、行金融之实,以创新之名、行违规之实,以普惠之名、行高利贷之实,对金融乱象的滋生及蔓延起到诱发和推波助澜的作用,个别甚至严重危害到金融消费者的权益。纵观近年来发生的非法集资、违规收单、客户信息安全、洗钱,以及各种各样的P2P、现金贷、套路贷、地下交易平台等乱象,基本上都借助了违规支付尤其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支付工具。

  从微观上看,支付乱象及危害主要表现在:一是存在放松支付资质问题。支付的基础性地位,决定了其应有较高的准入门槛。大量没有资本支撑、没有从业资质和专业经验的主体涌入支付市场,对法规缺乏敬畏,不受监管约束,冲击了正常支付秩序。二是存在功能异化和监管套利行为。一些支付机构绕过监管边界,游走于灰色地带,行为功能异化,损害了支付安全和公平。如有的突破限制规定,延伸支付功能,变相地甚至公然地开展融资、理财、保险、基金等金融业务,加剧了金融风险跨市场、跨行业传导。有的为实现自身利益和追求所谓的极致效率,在支付限额和账户分类管理上不执行规定,以弱认证方式为客户开立全功能账户,突破小额支付范畴。有的大搞资金池,或者挪用客户备付金,进行高风险投资或者放高利贷,通过所谓的“钱生钱”进行快速“造富”。有的甚至向非法集资、商业欺诈等非法金融活动提供便利。

  从宏观上看,支付主体、渠道、场景、数据等多维度的碎片化,带来支付清算体系的碎片化,以及整个金融资源的过度分散化,不仅会最终影响金融消费者的根本利益,而且会影响货币政策传导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影响金融安全和经济稳定。

  推动支付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助力治理金融乱象和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正本清源,精准施策。我们欣喜地看到,央行和监管部门在坚持强监管与促创新并重、完善顶层设计、规范市场秩序、消除风险隐患方面,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精准措施,并取得了明显效果。如建立网联平台、备付金集中存管、优化牌照续展及市场退出机制、规范银行等支付机构管理、加强个人账户分类管理、严查支付通道和接口“私搭乱建”等。作为不同类型的支付机构,均应切实担当主体责任,合力推动监管要求的落地深植,共同引导支付行业规范有序发展。

  一是要不忘初心,回归本源。服务民生、服务实体经济运行是支付发展的初心和本源。在这一目标下,央行和监管部门应强化各类机构合理界定发展定位,严肃支付大小额分离和限额管理。银行作为支付血管的主动脉,要强化行业自律,承担好整个支付和经济金融体系安全稳定运行的责任,处理好实现金融安全与追求商业利益的关系,坚守底线,保持定力。非银行支付机构作为毛细血管,要坚持小额、便捷、便民支付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回归支付主业,在与银行的有效互补和良性竞合中,共同打造安全、高效、可持续发展的支付体系,更好地为经济社会“赋能”。

  二是要消除监管套利。应进一步加大支付乱象整治力度,抓源头,出重拳,治重点,为有效治理金融乱象创造基础和条件。包括提高准入门槛,强化持牌经营,净化市场环境;根据资质能力,完善差异化业务准入,引导各类机构把握好安全与效率、创新与风控的关系;从事相同的金融业务必须接受相同的金融监管,坚守合规边界和风险底线,消除套利空间;坚决打击“伪普惠”,严格管控各种现金贷实际利率水平。

  三是要坚守账户管理的核心要求。账户是支付的基础和“入口”,是支付安全的根基,是金融消费者的金库。要以落实银行账户实名制、现场KYC核查和保护存款人合法权益为核心,做好开户管理。严格实施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分类管理,根据不同开户渠道及核验程度赋予不同的账户功能,运用好I、II、III三类账户,使金库与钱包分离,真正建立起账户安全屏障。

  四是要严禁非存款类金融机构搞任何形式的“资金池”。从“钱货两讫”的现金支付转变为信用支付,使支付行为具有了天然信用创造能力,同时支付伴生资金沉淀,由此产生了“资金池”,使得支付机构事实上具备了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特征。因此有必要加强对支付机构“资金流”和“信息流”的有效监测和监管,严格落实备付金集中存管等制度,切实保障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传导和客户资金安全。

  2018年6月在《中国金融杂志》刊文谈商业银行经营转型之路。易会满认为构建投融资一体化服务新机制,既是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银行经营转型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这是党中央对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特征的重大判断,对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离不开高质量的金融供给。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业的主体,必须树牢质量优先、效益至上的理念,因势谋变,顺势而为,加快构建投融资一体化服务新机制,全面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在促进实体经济做实做优做强中,在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中,发挥更加有力和更为突出的作用。

  投融资一体化服务是指银行将支持实体经济的着眼点从狭义信贷概念转向广义投融资概念,通过搭建直接间接融资结合、存量增量统筹、融资融智并举的综合服务架构,形成“贷+债+股+代+租+顾”六位一体的全口径投融资体系,打造综合金融服务提供商,真正激发金融全要素的活力与效率。可以说,构建投融资一体化服务新机制,既是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银行经营转型的必由之路。

  构建投融资一体化服务新机制,是助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正在从主要依靠工业带动转为工业和服务业共同带动,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转为消费和投资一起拉动。第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已经达到“半壁江山”,高能耗、重资产、低效率的重化工业将逐步向清洁化、轻型化、智能化方向升级,养老医疗、文化教育、传媒娱乐等轻资产行业的市场空间广阔。这是全球经济发展周期变化下我国经济结构重大调整的结果。在向“轻资产化”转型的过程中,企业研发投资、资源整合以及兼并重组等活动很难完全与单一信贷业务相对接,这对银行建立综合化的投融资服务框架提出了迫切要求。银行也需要通过创新投融资一体化服务机制,把握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窗口期,积极布局新市场,实现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自身升级发展的深度融合。

  构建投融资一体化服务新机制,是契合客户融资需求多元化趋势的必然选择。一方面,“去杠杆”加速推进企业资金运作方式的重大变化。2017年底我国企业部门杠杆率159%,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是比较高的。中央提出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思路,而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提速将为企业去杠杆提供有利环境,更多的大型优质企业将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筹资,从而推动去信贷、去债务、去中介的进程。另一方面,“补短板”带来企业运作方式的创新。“补短板”战略的关键一环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制造强国战略的引领下,高科技企业以及传统企业中的创新板块正在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这些创新企业在商业模式、金融需求、风险形态等方面与传统主体有着显著差异,轻资产、快周转的运作特质与传统信贷业务重抵押、期限固定的特征存在着一定冲突。银行必须适应这些趋势性变化,改变传统的贷款主导和增量切入的融资模式,加快建立多维度、多层次的“全融资”服务体系,实现从信用中介向信用和资本融通中介的转变。

  构建投融资一体化服务新机制,是应对社会融资结构深刻调整的必然选择。随着国内金融市场的创新发展,资金提供主体已经由传统的商业银行,逐渐扩展到证券、信托、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针对不同规模、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融资工具也日益丰富,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信贷,还包括信托、理财、债券和股票等融资方式。近年来,非信贷金融工具创新步伐明显加快。据统计,2002~2017年,全社会融资规模由2万亿元增加到175万亿元,而同期人民币贷款占比则由92%下降至68%,反映出社会融资结构调整趋势。可以预见,随着多层次股权市场、债券市场、期货与衍生品等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未来一个时期非信贷融资规模将进一步攀升,加强投融资一体化服务成为顺势之举和必行之棋。

  构建投融资一体化服务新机制,是商业银行深化经营转型的必然选择。从盈利增长看,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入推进,利差收窄压力不断加大。截至2017年末,国内商业银行净息差降至2.1%,同比下降12个基点,静态估算影响利差收入超过5000亿元。而欧美一些大型银行已从单纯扩张资产负债表,转向通过提供综合服务来优化收入结构,其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在40%左右,而国内大型银行这一比例仅20%左右。可见在利率市场化环境下,创新发展投融资一体化业务,也是保持盈利多元和可持续的应有之义。从资本约束看,新资本管理办法和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硬化了资本约束,TLAC监管框架提高了资本要求。虽然目前国内商业银行资本总体充足,但资产结构明显“偏重”、加权风险资产增长较快、盈利增速放缓,对资本稳定和资本补充形成较大压力,单纯依靠传统表内贷款这一高资本占用的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从风险防控看,当前中国金融体系呈现“两高”特点,即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来源的比例偏高、信贷资产占银行总资产的比例偏高,容易形成风险尤其是信用风险在银行体系的积聚。而发展一体化的投融资体系,是改变“两高”状况、淡化银行顺周期特征的有效举措,同时也有利于银行将分散在各融资领域、各产品条线的风险信息加以整合,形成更加清晰完整的风险视图和更加科学准确的风险判断,增强风险管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近两年,工商银行在构建投融资一体化服务机制方面作了有益探索。我们围绕市场变化和客户需求,整合内外部资源,强化金融中介功能,积极创新金融服务,构建新型银企关系,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017年,全行信贷和非信贷融资增量双破万亿元。其中,债券承销、股权融资、资产交易、金融租赁、委托贷款等非信贷融资保持较快发展,不仅成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也为企业降成本、降杠杆提供了更加灵活的新型融资工具选择,更好地以一池金融活水浇灌了实体经济。

  从工商银行的实践看,建设全口径投融资服务体系的难点和重点是,以解决客户需求为立足点,做实板块化的运作机制,通过客户经理这一个触点将全行各产品线提供的综合服务能力以价值链的方式传输给客户,实现银行价值创造力和客户体验的同步提升。这就要求我们打破“部门墙”“机构壁”,协调好集团内各经营单元的价值理念、目标定位、经营模式和业务特点,在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建立“一点接入、全集团响应”的“1+N”一体化营销服务体系。其中,“1”是客户部门全面承担客户的需求受理,“N”是产品或专业部门提供相应的支持保障。一切围绕发展客户、服务客户画“同心圆”,实现板块内“1”和“N”之间目标一体化、考核一体化、营销服务一体化,让“1=N”“N=1”。核心是做到“四统一”。

  一是营销统一管理。明确客户营销部门作为客户需求解决的统一牵头部门,充分发挥“前台驱动”作用,建立纵向分层、横向统一的营销服务架构。

  构建一体化营销团队。一是突出层级归属行的职能作用,在客户分层的基础上梳理需求信息反馈和业务受理路径,形成银行与客户联系的信息中枢。二是实施差异化客户服务,突出对各层级战略客户的营销服务,强化各级机构客户部门的直接经营职能,牵头组织产品部门共同建立团队,避免多头营销,提供统一服务。团队根据客户的定位和需求构成,可以由一个部门内不同产品线组成,也可以由多个部门不同业务线组成;可以是一个机构,也可以是机动灵活的柔性团队。关键在于最大程度降低内部协调成本,站在客户需求层面合理统筹产品种类、融资额度、服务渠道及产品定价,使前台部门的客户关系管理能力和中后台部门的专业判断能力都得以充分展现。

  构建一体化营销系统。完善以客户为中心的一体化营销管理系统,理顺客户营销部门与产品支持部门的协作机制与流程,实现客户需求管理和客户统一视图。客户需求管理,目的是让各级营销人员、产品支持人员能够洞察客户全貌和需求全景。由客户部门统一受理客户需求并分配到各产品条线的业务系统,实现服务营销进度统一掌控。客户统一视图,目的是实现客户、机构、产品等信息的多维展现和贯通共享。

  二是政策统一把握。综合考虑客户重要性、贡献度、风险状况和发展潜力等因素,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融资政策和资金价格统一把握机制。

  形成一致的风险偏好。对承担实质风险敞口相同的产品,无论产品提供方是集团母公司还是子公司、资金来源渠道是表内还是表外,均执行统一的风险管理标准和风险审查流程,形成以客户为中心的表内和表外融资风险偏好统一。

  形成一致的定价机制。按客户维度授予营销所在机构相匹配的综合金融服务报价权限。具体授权金额或尺度根据客户业务需求及在行内的综合贡献度确定,真正做到资产、负债及中间业务的统筹,按照客户综合贡献度算总账、算大账、算综合账。

  形成一致的考核导向。建立产品收益在客户部门与产品部门之间的双边记账机制,同步反映双方的工作业绩。建立前中后台捆绑考核机制,如对中后台部门加入业务量和业务收益的评价指标,促进形成经营合力。总之,要通过完善管理会计和影子考评机制,使营销部门、产品部门及中后台条线的合作成为“协同多赢”而非“零和博弈”。

  三是数据统一展现。按照准确、全面、整合、易用的原则,实现数据标准能统一、信息全入库、客户能画像、营销能使用、风险能识别、考核能应用、信息能共享。

  在客户画像方面,整合行内外各类数据,按个人客户、对公客户等维度,力求形成完整、准确、动态的客户画像,确保客户画像像客户,让数据使用主体明确知道我的目标客户是谁、我的对应产品有哪些,把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客户。

  在数据共享方面,数据的管理与应用,涉及前中后台,涉及对公对私,涉及营销与风控,涉及客户与业务。必须打破数据“部门所有制”的狭隘观念和格局,实现信息及时入库、全面打通和充分共享,解决好数据封闭割裂的问题,防止经营管理中的盲人摸象和各自为战。

  四是风险统一视图。完善全球统一授信,强化跨条线、跨产品、跨机构的统一融资总量管理。

  探索建立“超级资产负债表”。超级资产负债表是一张涵盖“表内+表外”“境内+境外”“存量+流量”“即期+远期”“传统+创新”的立体多维的金融报表体系,是一张全视角、全覆盖、全口径反映银行运行状况和风险实质的“体检表”。通过建立涵盖全部业务范畴、风险敞口的数据表,实现表内外服务的信息整合,以此为银行层面和客户层面的总量风险控制提供数据支撑。

  健全客户风险敞口统一管理。工商银行目前已有一套覆盖客户在境内外机构全部融资业务的全球信贷管理系统,能够展现客户在集团内的信贷和代理投资业务情况。下一步还将整合自营资金及代客理财资金投资客户在市场上发行的债务融资工具、资产证券化产品以及综合化子公司产品等,全面展现覆盖“贷+债+股+代+租+顾”的统一风险视图,健全客户统一融资总量管理。

  工商银行把自身投融资发展与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做好手段创新和布局规划,着力服务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在手段上,我们实施信贷增量与存量的并轨管理,像重视管好新增贷款一样,逐笔把握好收回移位再贷资金的投向,确保其投放到实体经济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如围绕“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加强重点移出池管理,推动隐性风险战略退出,提升靶向施策效果;围绕“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建立重点移入池,准确把握“新优”市场需求,有效支持经济转型升级。通过“两个池子”机制的有效运行,聚焦难点,重抓两端,着力解决“显性风险退不出、隐性风险不想退”以及“优质客户进得少进得慢”的问题。此外,我们积极探索“交易银行”建设,将企业支付结算与票据、贸易融资、现金管理等综合投融资服务通盘考虑,全面嵌入企业供应链、上下游等环节。既突出综合投融资服务的抓手作用,增强对企业基本账户的竞争力;又发挥结算对客户商流、资金流、信息流的贯通作用,促进投融资业务的健康发展。

  在布局上,我们重点做好“六个聚焦”。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深化“三去一降一补”,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迈向更高水平,加快发展中高端消费、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等领域,制定更加差异化、精细化的行业政策,持续推进融资结构调整和服务创新,竭力促进供给质量提升。支持过剩产能化解和“僵尸企业”处置,积极稳妥拓展住房租赁金融等市场,加大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新经济的支持力度,更好发挥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综合运用债转股、股权投资等一揽子金融服务,支持国企国资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

  聚焦创新型国家建设,围绕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促进“双创”和科技成果转化,突出发展科技金融,基于创新创业企业“两高一低”特征,优化授信审批模式,完善风险控制手段,做实科创金融专营机构,创新商投一体、投贷联动等更加丰富的投融资产品服务,走出一条支持科创市场发展的新路径。围绕“中国制造2025”确定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重点突破发展领域,围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优质龙头企业,聚焦各地国家级示范区创建工作,积极提供跨境、跨市场的一体化金融服务,利用好国家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机会,实现金融链、产业链、创新链和人才链的有机贯通,以金融手段助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聚焦普惠金融发展,围绕小微、三农、“双创”及扶贫攻坚等群体,积极落实好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求。重点是探索小微金融的良性发展之路,做活产品整合与创新,按照精简、精准、精品的思路,重构小微产品体系,整合为信用、抵质押和线上供应链融资三大类,建立产品快速迭代优化机制。做深业务布局与专营,发挥好线下小微中心的专营作用,在完善机制和规范化运营上下工夫,打通服务小微企业的“最后一公里”。做实发展支撑与保障,资源投入上实行专项贷款规模保障,定价和收益管理上严格执行监管规定,努力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风险防控上落实专家治贷、专业治贷。

  聚焦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围绕“四大板块”协调发展机制的建立,“三个支撑带”发展的纵深推进,雄安新区的高标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的出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提高城镇化质量等,加强投融资政策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衔接配合,围绕重点客户、重大项目、标志性工程,加大营销服务力度,提升金融服务质量。

  聚焦全面开放新格局形成,围绕“一带一路”成为各国实现共同发展的合作平台,贸易强国建设持续推进,抓住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开放带来的机遇,进一步发挥深耕海外、布局全球的优势,重点推动“一带一路”银行间常态化合作机制落地,推进“一带一路”金融服务创新,在全球金融治理和服务领域发出“中国声音”,贡献“工行力量”。

  聚焦美丽中国建设,围绕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积极发展绿色信贷、绿色投行、绿色消费金融等绿色金融服务,加大对环境保护、污染治理、新能源等重点领域的投融资力度。

  易会满:应高度重视居民储蓄率问题防止居民储蓄率过快下降引发的经济金融风险及连锁效应

  2018年3月24日易会满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表演讲,他指出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全世界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其中,居民储蓄是国内储蓄的主要来源。但从2010年以来,我国居民储蓄率持续下降,成为拉动国民总储蓄率下滑的主要因素。

  从微观来看,居民储蓄率下降有一定的必然性,家庭财富更多投向理财和房产也有一定合理性。但从宏观上看,无论是从我国国情和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来讲,还是从金融安全格局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来讲;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都应该高度重视居民储蓄率问题,防止居民储蓄率过快下降引发的经济金融风险及连锁效应。

  大家上午好!关于金融风险防控,去年我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两个观点,一是防范过度金融化,二是探索建立金融业超级资产负债表。今天我想从居民储蓄率的角度,谈谈如何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防控金融风险。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全世界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其中,居民储蓄是国内储蓄的主要来源。但从2010年以来,我国居民储蓄率持续下降,成为拉动国民总储蓄率下滑的主要因素(有研究表明居民储蓄率下降对国民储蓄率下滑的影响占70%)。从居民储蓄增速来看,近些年来下降幅度较大。从2010年以前的16%下降到了2017年的7.7%,增速降至历史最低值。从居民储蓄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来看,这一下降趋势更加明显。2010-2017年,居民储蓄存款增长与可支配收入之比从25.4%下降至12.7%,下降了一半。与此同时,储蓄率下降还伴随着居民家庭杠杆率的快速提升,2013-2017年,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由33%升至49%。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而近年来居民储蓄率的下滑和家庭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化,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人口老龄化、消费观念和方式转变、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等因素外,有三个原因值得关注:

  一是金融脱媒与利率市场化加快了居民财富多元化摆布。一方面,社会公众不断增长的财产性收益要求,对多元化金融理财业务的发展形成了客观驱动力;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创新发展和资管产品体系的日渐丰富,也为家庭投资提供了更多选择,对传统和单一形式的储蓄形成了一定冲击。2013年以来,银行理财、信托、公募基金、私募产品规模合计增长超过2倍,存款则成为这五年间居民主要金融资产中唯一占比下降的资产。

  二是金融科技背景下互联网理财的兴起加速了存款分流。近几年金融科技的发展,降低了财富管理门槛,增强了金融服务的便捷性,众多平台公司争相推出了以较高收益、较高流动性为特点的互联网理财产品,几年间即形成“气候”。以基于互联网理财的货币基金为例,2013年以来出现爆发式增长,规模由不到1万亿元迅猛增长到2017年末的6.74万亿元,其中仅2017年当年就增长近2.5万亿元,而同年储蓄存款增长只有4.6万亿元,分流效应显著。

  三是房地产吸引了家庭大量资金流入。在城镇化进程推进、房价持续升温背景下,家庭收入中投向房产的比例大大超过存款配置。2016年和2017年,居民贷款增量连续超过存款增量,开始由资金供给方转变为资金需求方。

  从微观来看,居民储蓄率下降有一定的必然性,家庭财富更多投向理财和房产也有一定合理性。但从宏观上看,无论是从我国国情和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来讲,还是从金融安全格局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来讲;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都应该高度重视居民储蓄率问题,防止居民储蓄率过快下降引发的经济金融风险及连锁效应。

  首先,居民储蓄率过快下滑,不利于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高储蓄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没有高储蓄率,就难以支撑银行信贷和全社会投资的持续较快增长。在当前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稳增长、调结构、补短板依然需要大量银行资金配套,现阶段的经济转型发展需要维持比较稳定的储蓄率,这是支持实体经济的客观需要。同时,在我国整体负债水平上升的情况下,较高的居民储蓄率也提供了缓冲空间和较强的安全边际。若居民储蓄率过快下滑,势必会带来债务偿还负担上升,增加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其次,会降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抬高实体经济整体融资成本。在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环境下,银行是金融供给的“主动脉”,发挥着核心中介作用。而储蓄的多渠道分流,尤其是通过一些互联网金融平台形成空转、拉长链条后,不仅造成了金融资源配置的碎片化和低效化,而且抬高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对金融配置主体来讲,各种货币基金成本至少比储蓄存款高出2个百分点,而这些高出来的成本势必会转嫁到经济实体上,从而整体抬高社会融资价格。

  再次,会加大流动性风险,影响货币政策传导。在货币供应量一定的情况下,对商业银行而言,资金摆放或者表现为储蓄存款,或者表现为对公存款、同业存款。而储蓄存款的稳定性更好,对银行信贷投放的支持能力更强。一般储蓄存款占到大型银行总存款的一半左右。如果未来银行储蓄存款增长面临“枯竭”,或“负债荒”成为常态,则会放大货币市场的波动,影响金融市场稳定性和货币政策传导效应。

  对居民储蓄率过快下降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应从战略思维、宏观调控、监管政策、市场引导等多维入手,未雨绸缪,及早应对。关键是要正本清源,规范有序。

  一是回归资管业务代客理财的本质,打破刚性兑付。收益与风险是成正比的。而刚性兑付扭曲了产品属性和风险收益,以致部分家庭在投资选择时,简单将收益视作唯一比较标准,将资管产品当作无风险或低风险产品进行配置,从而对储蓄存款形成过度替代效应,不仅弱化了家庭财务保障,还可能成为一些群体性事件和金融风险的“起爆点”。因此要推动打破刚兑,让资管业务回归本源。

  二是进一步加强互联网背景下各种金融行为的规范。货币基金现形式各异,有的具备投资和支付的双重功能;有的互联网平台无牌经营,高杠杆、高收益、高风险,一般消费者无从识别。建议进一步正本清源,把握金融服务的实质和技术发展的本质,厘清货币基金的真实属性和功能边界,杜绝监管套利,强化持牌经营,控制杠杆比率,严格流动性管理,引导其规范理性发展。坚持商业银行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主渠道作用,发挥其稳定金融市场和社会融资成本的“压舱石”作用。

  三是加快推动银行资产证券化,积极应对负债出表。储蓄存款持续下降带来的负债端量和价的变化,势必会向资产端传导,客观上要求银行资产负债表作出适应性调整。因此,有必要加快推进银行资产证券化进程,完善配套政策,盘活信贷存量,增加资产流动性,这也是推动直接融资发展的应有之义。

  最后,工商银行愿与各界同仁一道,在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改革创新中不懈努力,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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